我數學活動的所謂「高產」時期，即以正式出版物為標誌的時期，從1950年持續到1969年，共二十年。而在二十五年間，從1945年（當時我十七歲）到1969年（我即將四十二歲），我幾乎將全部精力投入了數學研究。這種投入無疑是過度的。我為此付出了長期的精神停滯和逐漸「僵化」的代價。